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非常重视教材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恶劣的战争环境，仍然大力改革旧制度和旧课程，积极组织教材编审工作，狠抓革命根据地的教材建设工作。1933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目前的教育任务》，就将“供给文化教育上的材料”作为当时的四项教育中心工作之一。当然，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经济落后、文化贫乏、交通不便，条件极其艰苦，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建设的构想并未完全实现，一些地区还在使用旧教材进行教学，“课本荒”的问题依然比较普遍。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了教育工作的领导权，开始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高度，整体统筹我国教材建设事业的发展。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具有把方向、统全局、聚合力的鲜明特征与关键作用，坚持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教材体系建设的本质所在，也是我国教材建设事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纵观百年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教材建设作为重点关注领域，为教材建设提供了坚定的政治引导和坚实的组织保障，并通过把控思想方向、改革教材制度、完善组织机构、优化工作方式以及加强队伍建设等重要举措，巩固了其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核心地位。

历经百年锤炼与积淀，党对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认识持续深化、能力显著增强，在未来的教材建设事业中，面对新的要求与挑战，必须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不动摇，全面贯彻党关于教材建设工作的方针政策，切实把好育人育才的重要关口。

教材体现国家意志

从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百年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教材的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党着力把控与优先关注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教材建设的首要举措，就是严格规定教材和教学的思想政治指向。上世纪50年代初，党和国家不仅对教材中的政治导向提出了明确要求，还专门成立了语文和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以加强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学科教材编写工作的集中领导。即使是在教材多样化时期，党和国家也通过教材编写立项核准与教材审定等制度，有效把控了教材的政治性与思想性。进入新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尤其是各国间愈加频繁的思想文化交锋与冲突，党中央又进一步完善了教材意识形态的领导机制。一方面，加强教材研发、编写、审查等环节意识形态把控力度，对指导思想和政治方向上存在问题的教材予以“一票否决”；另一方面，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历史和语文三科教材实行国家统编，以确保充分体现国家意志。

教材建设的体制机制是党和国家对教材编研、内容审定、出版发行、组织管理等作出的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尽快稳定社会秩序、提升教育质量，党和国家专门成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构建了高度统一的教材管理系统，确保了党对教材建设事业的集中管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教育体制改革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教材建设的体制机制也开始转型发展，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实施、学界参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教材建设领导体制”。再到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材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建设教材强国的关键一环，

更是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一系列战略部署下，确立了决策、执行、研究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形成了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的教材制度安排，实现了国家教材制度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打开了教材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政治性专业性双过硬

事业发展，关键在人，人才质量直接决定了事业发展的效率与前景，中国共产党对教材建设事业的领导也需要坚实的人才支撑。对此，邓小平同志曾在审阅教育部党组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关于请调教材编辑出版干部的报告》时批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

为了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材建设队伍，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探索。

首先，聚集优秀人才，充实队伍力量。人力保障是教材队伍建设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为适应工作需要，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在教育部领导下，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聘请叶圣陶为该委员会主任；周建人、胡绳为副主任，金灿然为该委员会秘书主任；傅彬然、宋云彬、孙起孟、王子野、孟超、叶蠖生六人为该委员会委员”，聚集了一批优秀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为确保教材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国共产党还组织过两次全国范围的人才选调，以便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教材会战”。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另一次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两次人才选调分别为1954年编写成套中小学教材和1977年编写“文革”结束后的首套全国统编教材奠定了人力基础，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其次，明确人才标准，保证队伍质量。教材建设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这也对参与教材建设事业的人员提出了特殊要求。多年探索的经验表明，作为一项政治性、专业性极强的教育事业，教材建设必须由一支立场坚定、业务精湛、学识广博、经验丰富的高水平队伍来完成，简而言之，教材编写人员必须满足“政治性”与“专业性”的双重标准，他们不仅要政治过硬，同时也要本领高强，二者缺一不可。

再其次，丰富主体构成，优化队伍结构。回溯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共中央历次选调的人才干部中，既有来自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也有来自中小学校的一线教师，这说明党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教材建设队伍构成的多样性。至于这一队伍的具体构成，1988年颁布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曾指出，要提倡“专家、编辑、教学研究人员和教师三结合”，从政策层面明确了教材建设队伍的合理结构。而这样的教材编写队伍既有利于保障教材的质量、水平，有利于教材反映新的学科研究成果、教育教学研究的新进展，还有利于汲取一线优秀的实践经验，并确保对一线教学实践的适应性，充分发挥各类主体在教材编写上的优势。除此之外，为了支持教材编写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教材建设队伍的长效发展，党和国家还投入了大量资金与资源，为我国教材建设队伍能力的持续提升提供了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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